【中等(deng)收(shou)入(ru)(ru)陷(xian)阱(jing)】中等(deng)收(shou)入(ru)(ru)陷(xian)阱(jing)是什么意思 中等(deng)收(shou)入(ru)(ru)國家陷(xian)阱(jing)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中(zhong)等收入(ru)陷(xian)阱”是指當一個(ge)國家的人均收入(ru)達到中(zhong)等水平后，由(you)于(yu)不(bu)能(neng)順利(li)實現經(jing)濟(ji)發展(zhan)方式(shi)的轉(zhuan)變(bian)，導致經(jing)濟(ji)增長動力不(bu)足，最終(zhong)出現經(jing)濟(ji)停滯(zhi)的一種狀態。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2年我國人均國內生(sheng)產總值達到6100美元，已(yi)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shang)國家的行列(lie)。當今(jin)世界，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像墨西哥、智利、巴西、菲律賓、馬來西亞、南非以及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ru)了(le)中(zhong)等收入(ru)國(guo)家(jia)行列，但直到現在(zai)，這些國(guo)家(jia)仍然掙扎在(zai)人(ren)均國(guo)內生產總(zong)值(zhi)4000至(zhi)12000美元(yuan)的發展階段，并且見(jian)不到增(zeng)長的動(dong)力和希望。截止2015年7月1日(ri)世界銀行的歸類，中(zhong)等偏上收入國家的人均GDP在4126-12735美元(yuan)之間，而智利2014年人均GDP為14477美元，智利顯然已可(ke)以(yi)被認(ren)為進入高收入國(guo)家(jia)行(xing)列。但是仍然不是發(fa)達(da)國(guo)家(jia)。

經濟學(xue)家(jia)認為擺(bai)在東亞(ya)國(guo)(guo)家(jia)面前的陷(xian)阱是“中(zhong)等(deng)收入(ru)(ru)陷(xian)阱”。東亞(ya)許多國(guo)(guo)家(jia)，近幾十年來(lai)飛(fei)速發展(zhan)，由(you)低收入(ru)(ru)國(guo)(guo)家(jia)步(bu)入(ru)(ru)了(le)中(zhong)等(deng)收入(ru)(ru)國(guo)(guo)家(jia)之列(lie)。但隨(sui)之而來(lai)的很可能就是“中(zhong)等(deng)收入(ru)(ru)陷(xian)阱”。

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00美元的“貧(pin)困(kun)陷阱(jing)”后(hou)，很快會(hui)奔向1000美元至(zhi)3000美元(yuan)的“起飛階(jie)段”；但(dan)到(dao)人均國內生產總(zong)值3000美元附(fu)近，快(kuai)速發(fa)(fa)展(zhan)中(zhong)積(ji)聚(ju)的(de)矛盾集(ji)中(zhong)爆發(fa)(fa)，自身體制(zhi)與機(ji)制(zhi)的(de)更新進入(ru)臨界(jie)，很多發(fa)(fa)展(zhan)中(zhong)國家在這一(yi)階(jie)段由于經(jing)濟(ji)發(fa)(fa)展(zhan)自身矛盾難以克服(fu)，發(fa)(fa)展(zhan)戰略(lve)失(shi)誤或(huo)受(shou)外部沖擊，經(jing)濟(ji)增(zeng)長(chang)回落或(huo)長(chang)期停滯(zhi)，陷入(ru)所謂“中(zhong)等收入(ru)陷阱(jing)”階(jie)段。

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

人民論壇雜志在征求50位國(guo)內知名專(zhuan)家意見的(de)基礎上，列(lie)出了“中等收入陷(xian)阱”國(guo)家的(de)十個方面(mian)的(de)特征，包(bao)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bai)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shi)、金融體系脆弱(ruo)等。

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nian)接近(jin)3000美元，到(dao)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guo)1987年(nian)超過3000美(mei)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2014年更(geng)是達到了28101美元(yuan)，進入(ru)了發達國(guo)(guo)家的行列。從中等收(shou)入(ru)國(guo)(guo)家跨(kua)入(ru)高收(shou)入(ru)國(guo)(guo)家，日本(ben)花(hua)了大約12年時(shi)間，韓國(guo)則用了8年。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1980年人均國內生(sheng)產總(zong)值為2671美元(yuan)，2014年仍只有(you)在(zai)2865美元(yuan)，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shou)(shou)入基(ji)本沒有太大變化。還(huan)有一些國(guo)(guo)家收(shou)(shou)入水平雖然在(zai)提高(gao)，但始終難以縮小(xiao)與(yu)高(gao)收(shou)(shou)入國(guo)(guo)家的鴻溝，如馬來西亞1980年(nian)人均(jun)國(guo)內生(sheng)產(chan)總值為1812美元，到(dao)2014年僅達到10804美(mei)元(yuan)。阿根廷則在1964年(nian)時(shi)人均國(guo)內(nei)生產總值(zhi)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dao)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14年的12873美(mei)元。墨西哥(ge)1973年(nian)人(ren)均(jun)GDP已經達到了1000美元，在(zai)當時(shi)屬于中等偏上收(shou)入國(guo)家，而2014年人(ren)均GDP只有10718美元(yuan)，41年(nian)后仍屬于中等偏上(shang)國家。拉美地區還有許多類似的(de)(de)國家，雖然經過了二三十年(nian)的(de)(de)努力(li)，幾經反復，但一直沒能跨過15000美元的發達國家的門(men)檻。

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第一、錯失發展模式轉換時機

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為例，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后，未能及時轉換發展模式，而是繼續推進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后(hou)，還是維(wei)持(chi)“舉債增長”，使進(jin)口替代戰略延續了半個世紀。而馬來西亞(ya)等東南亞(ya)國(guo)家則(ze)因國(guo)內市場(chang)狹小，長期(qi)實施出口導(dao)向(xiang)戰略使其過于依賴國(guo)際市場(chang)需求，極易受到外部沖擊(ji)。

第二、難以克服技術創新瓶頸

一國(guo)經濟在(zai)進入(ru)(ru)(ru)中等收(shou)入(ru)(ru)(ru)階段(duan)后，低成(cheng)本(ben)優勢逐(zhu)步喪失，在(zai)低端市場難(nan)以與(yu)(yu)低收(shou)入(ru)(ru)(ru)國(guo)家競(jing)爭(zheng)，但(dan)在(zai)中高端市場則由(you)于(yu)研(yan)發(fa)能(neng)(neng)力(li)(li)(li)和人力(li)(li)(li)資(zi)本(ben)條(tiao)件制約，又難(nan)以與(yu)(yu)高收(shou)入(ru)(ru)(ru)國(guo)家抗衡。在(zai)這(zhe)種上(shang)下擠壓的環境中，很容易(yi)失去增(zeng)長(chang)動(dong)(dong)力(li)(li)(li)而導致經濟增(zeng)長(chang)停滯。要克服這(zhe)一挑戰，就需要在(zai)自主創(chuang)新(xin)和人力(li)(li)(li)資(zi)本(ben)方面持續增(zeng)加投入(ru)(ru)(ru)，培育新(xin)的競(jing)爭(zheng)優勢。馬來西亞(ya)等東南亞(ya)國(guo)家在(zai)亞(ya)洲金融危(wei)機(ji)后再也沒(mei)能(neng)(neng)恢(hui)復到(dao)危(wei)機(ji)前的高增(zeng)長(chang)，就與(yu)(yu)經濟增(zeng)長(chang)缺乏技(ji)術(shu)創(chuang)新(xin)動(dong)(dong)力(li)(li)(li)有直接關系。

第三、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

公平發展不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有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如20世紀70年代，拉美國(guo)家基尼系數(shu)高達(da)0.44~0.66之(zhi)間，巴(ba)西到90年代末(mo)仍高達0.64，一些國(guo)家(jia)還由于貧富懸殊，社(she)會嚴(yan)重分化(hua)，引發激烈的社(she)會動蕩，甚至(zhi)政權更迭，對經濟發展造成(cheng)嚴(yan)重影響。

第四、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

從拉美國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政府作用被極度削弱，宏觀經濟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臺高筑，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如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wu)危機，1994年墨(mo)西(xi)哥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貨(huo)幣危機、2002年(nian)阿根(gen)廷(ting)經濟危機，都(dou)對經濟持續增長造成嚴重(zhong)沖擊。阿根(gen)廷(ting)在(zai)1963~2008年的45年間出現了(le)16年負增(zeng)長，主要就集中發(fa)生在上(shang)世紀(ji)80年代債務危機和(he)2002年國內(nei)金融危機期間。

第五、體制變革嚴重滯后

在拉(la)美國家，體(ti)制變(bian)革(ge)(ge)受到(dao)利益(yi)集(ji)團羈絆，嚴(yan)重(zhong)滯(zhi)后(hou)于經濟(ji)發展(zhan)，精英集(ji)團的“現代傳(chuan)統(tong)主義”片面(mian)追求經濟(ji)增長和(he)財(cai)(cai)富積累，反對在社會(hui)結(jie)構、價(jia)值觀念和(he)權力分(fen)配等(deng)領域進(jin)行(xing)變(bian)革(ge)(ge)，或者把這種變(bian)革(ge)(ge)減少到(dao)最低(di)限度。經濟(ji)財(cai)(cai)富過度集(ji)中(zhong)，利益(yi)集(ji)團勢力強大(da)，造成尋租(zu)、投機和(he)腐敗現象蔓延，市場(chang)配置(zhi)資(zi)源的功能受到(dao)嚴(yan)重(zhong)扭曲(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