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zhong)等(deng)收(shou)入(ru)(ru)陷阱(jing)】中(zhong)等(deng)收(shou)入(ru)(ru)陷阱(jing)是什么(me)意思 中(zhong)等(deng)收(shou)入(ru)(ru)國家陷阱(jing)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中等(deng)收入陷阱(jing)”是指當一個國家(jia)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deng)水(shui)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xian)(xian)經(jing)(jing)濟發展方式的轉(zhuan)變，導(dao)致經(jing)(jing)濟增(zeng)長動力(li)不足，最(zui)終出現(xian)(xian)經(jing)(jing)濟停滯的一種狀態(tai)。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2年(nian)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da)到6100美元，已(yi)經進入(ru)中等收入(ru)偏上國家(jia)的行列。當今(jin)世界，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像墨西哥、智利、巴西、菲律賓、馬來西亞、南非以及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等，在20世紀(ji)70年代(dai)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guo)家行(xing)列，但直到現在，這些國(guo)家仍然掙扎在人均國(guo)內(nei)生產總值4000至12000美(mei)元的(de)(de)發展階(jie)段，并且見不到增長的(de)(de)動力(li)和希望。截止2015年(nian)7月1日世(shi)界銀行的歸類，中等偏(pian)上(shang)收(shou)入國家(jia)的人均GDP在(zai)4126-12735美(mei)元之間，而智利2014年(nian)人均(jun)GDP為14477美元(yuan)，智利顯然(ran)已(yi)可(ke)以被(bei)認為進入(ru)高(gao)收入(ru)國家(jia)行列(lie)。但(dan)是仍(reng)然(ran)不是發達國家(jia)。

經(jing)濟學(xue)家(jia)(jia)(jia)認為擺在東亞國(guo)(guo)家(jia)(jia)(jia)面前的(de)(de)陷阱(jing)是“中(zhong)(zhong)等收(shou)(shou)入陷阱(jing)”。東亞許多(duo)國(guo)(guo)家(jia)(jia)(jia)，近(jin)幾十年來飛速發展，由低收(shou)(shou)入國(guo)(guo)家(jia)(jia)(jia)步入了中(zhong)(zhong)等收(shou)(shou)入國(guo)(guo)家(jia)(jia)(jia)之列。但隨之而來的(de)(de)很(hen)可能就(jiu)是“中(zhong)(zhong)等收(shou)(shou)入陷阱(jing)”。

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00美元的“貧困陷(xian)阱”后，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duan)”；但(dan)到人均國內生產(chan)總值3000美(mei)元附近，快速(su)發(fa)展(zhan)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fa)，自身體(ti)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很多發(fa)展(zhan)中國家在這(zhe)一階段由于經(jing)濟發(fa)展(zhan)自身矛盾難以克(ke)服，發(fa)展(zhan)戰略失誤(wu)或受(shou)外(wai)部沖(chong)擊，經(jing)濟增長回落或長期(qi)停滯，陷(xian)入所(suo)謂(wei)“中等收入陷(xian)阱”階段。

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

人民論壇雜志在征求50位國內知名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列出(chu)了(le)“中等(deng)收入(ru)陷阱(jing)”國家的十(shi)個(ge)方面的特征(zheng)，包括(kuo)經濟增長回落或停(ting)滯、民(min)主亂象(xiang)、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hui)公(gong)共(gong)服務短缺(que)、就業困難、社會(hui)動蕩(dang)、信仰缺(que)失、金融(rong)體系脆弱等(deng)。

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mei)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nian)達到了11469美(mei)元，2014年更是達到了28101美元，進入(ru)(ru)了(le)發達國家的行列。從(cong)中等收(shou)入(ru)(ru)國家跨入(ru)(ru)高收(shou)入(ru)(ru)國家，日本花(hua)了(le)大(da)約(yue)12年時間，韓國則用(yong)了8年。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1980年人均國(guo)內生(sheng)產總值為2671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慮到(dao)通(tong)貨膨脹因素(su)，人(ren)均收(shou)(shou)入基(ji)本沒有(you)太(tai)大變化。還有(you)一些國(guo)(guo)家收(shou)(shou)入水平(ping)雖然(ran)在提高(gao)，但始(shi)終難以縮小與高(gao)收(shou)(shou)入國(guo)(guo)家的鴻溝，如馬(ma)來(lai)西亞1980年人(ren)均國內生(sheng)產總(zong)值為(wei)1812美元，到2014年僅達到10804美(mei)元。阿根廷則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nei)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shang)升到了8000多美(mei)元，但2002年又(you)下降到2000多(duo)美(mei)元(yuan)，而后(hou)又(you)回升到(dao)2014年的12873美元。墨西哥1973年(nian)人均GDP已經達(da)到了1000美元，在當(dang)時屬于中等(deng)偏上收入國家，而2014年(nian)人(ren)均(jun)GDP只(zhi)有(you)10718美(mei)元，41年后(hou)仍屬于中等偏上國家。拉美地(di)區還(huan)有許(xu)多類似的國家，雖(sui)然經(jing)過(guo)了(le)二(er)三十年的努力，幾(ji)經(jing)反復(fu)，但一直沒能跨(kua)過(guo)15000美(mei)元的(de)發達(da)國(guo)家的(de)門(men)檻(jian)。

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第一、錯失發展模式轉換時機

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為例，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后，未能及時轉換發展模式，而是繼續推進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wei)機后，還是維持“舉債增長”，使進(jin)口(kou)替代戰略(lve)延續了半(ban)個世(shi)紀。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guo)家則因國(guo)內市場狹(xia)小，長期實施出(chu)口(kou)導(dao)向戰略(lve)使其(qi)過于依(yi)賴國(guo)際市場需求，極(ji)易受到外部(bu)沖(chong)擊。

第二、難以克服技術創新瓶頸

一國(guo)(guo)經(jing)濟在(zai)進(jin)入(ru)中等收(shou)入(ru)階段后，低(di)成本(ben)優(you)勢逐(zhu)步喪(sang)失，在(zai)低(di)端(duan)市(shi)場(chang)難以(yi)與(yu)低(di)收(shou)入(ru)國(guo)(guo)家(jia)競爭(zheng)，但在(zai)中高端(duan)市(shi)場(chang)則由于研發能力和(he)人力資(zi)本(ben)條件制約，又(you)難以(yi)與(yu)高收(shou)入(ru)國(guo)(guo)家(jia)抗衡。在(zai)這(zhe)種上下擠壓的環境中，很容易(yi)失去(qu)增(zeng)(zeng)長(chang)(chang)動力而導(dao)致經(jing)濟增(zeng)(zeng)長(chang)(chang)停滯。要克服這(zhe)一挑戰(zhan)，就(jiu)需要在(zai)自主(zhu)創新(xin)和(he)人力資(zi)本(ben)方面(mian)持續增(zeng)(zeng)加(jia)投入(ru)，培育新(xin)的競爭(zheng)優(you)勢。馬來西亞(ya)等東南亞(ya)國(guo)(guo)家(jia)在(zai)亞(ya)洲金融危機后再也沒能恢復到危機前的高增(zeng)(zeng)長(chang)(chang)，就(jiu)與(yu)經(jing)濟增(zeng)(zeng)長(chang)(chang)缺乏技術(shu)創新(xin)動力有直(zhi)接關系。

第三、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

公平發展不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有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如20世紀70年代，拉美(mei)國家基(ji)尼(ni)系數高(gao)達0.44~0.66之間，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達0.64，一些(xie)國家還由于(yu)貧富懸殊(shu)，社會嚴重(zhong)分化，引發激(ji)烈(lie)的社會動(dong)蕩，甚至政權(quan)更迭，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zhong)影響。

第四、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

從拉美國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政府作用被極度削弱，宏觀經濟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臺高筑，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如上世紀80年代(dai)的拉美債(zhai)務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2002年(nian)阿(a)(a)根(gen)廷(ting)經濟危(wei)機，都對經濟持續增(zeng)長造成嚴(yan)重沖擊。阿(a)(a)根(gen)廷(ting)在1963~2008年的45年(nian)間出現了16年負增長，主要就(jiu)集中(zhong)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和2002年國(guo)內金融危機期間。

第五、體制變革嚴重滯后

在拉美國家，體(ti)制(zhi)變(bian)革(ge)受到利益集(ji)團(tuan)羈(ji)絆，嚴重滯后于(yu)經(jing)濟發展，精英集(ji)團(tuan)的“現代(dai)傳統主義”片面追(zhui)求經(jing)濟增長和(he)財富積累，反(fan)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he)權力分配等領域進行變(bian)革(ge)，或者把(ba)這種變(bian)革(ge)減少(shao)到最(zui)低(di)限度。經(jing)濟財富過度集(ji)中，利益集(ji)團(tuan)勢力強(qiang)大，造成尋租、投機和(he)腐敗(bai)現象蔓延，市(shi)場配置資(zi)源的功(gong)能受到嚴重扭曲(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