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著名代表作《女神》，是他于1921年出版的詩集，收入1919年到1921年之間的主要詩作，多為留學日本時所作。《女神》這部作品洋溢著強烈的浪漫主義氣息，在詩歌形式上，突破了舊格套的束縛，創造了雄渾奔放的自由詩體，為“五四”以后自由詩的發展開拓了新的天地，成為中國新詩的奠基之作，是中國的第一部具有真正現代意義的新詩集。《女神》連同序詩共57篇，其中代表詩篇有《鳳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爐中煤》、《天狗》、《匪徒頌》等代表性詩篇。而《鳳凰涅槃》不僅是郭沫若最有名的詩，也是現代文學史上最優秀的詩作之一。

《屈原》創作于1942年，是郭沫若的歷史劇代表作，于1942年4月由中華劇藝社在重慶國泰大劇院公演，場場滿座，此后還曾在蘇聯和日本上演。《屈原》在文學上的稚嫩似乎并不影響此劇上演造成的轟動，它作為激發愛國熱情的藝術作品，時值抗戰相持之時，人民的憤懣之情更容易通過話劇的形式抒發出來，并且得到熱情的呼應。郭沫若話劇《屈原》正是因為“散發著愛國主義豪情”而被奉為經典，同時被公認為是郭沫若歷史劇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一部。

郭沫若的作品《甲申三百年祭》，于1944年春完成，曾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連載4天，還被中共中央定為整風學習文件，為郭沫若的代表作之一。《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研究文章，是歷史學家郭沫若在對300年前即1644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進入北京，推翻明朝統治的事件進行考察后所著。在這篇論著中，他對明朝滅亡的原因進行了思考和剖析，揭示了李自成所率起義部隊，在短時間內取得了軍事勝利，滋生嚴重驕傲情緒，最終在進入北京取得政權40天后，倉皇逃遁、一敗涂地的過程和原因。

郭沫若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最具浪漫主人詩人和卓有成就的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說作品《牧羊哀話》，就為中國現代浪漫主義小說的創作開了先聲。這部郭沫若的作品，作于1919年，是一篇關于禁忌情感引發悲劇的小說。它不僅開創了白話小說反帝國主義以及域外書寫的先河，而且自身的故事內涵還存在很多尚待開掘的領域，在中國現代白話小說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是郭沫若代表作之一。

《星空》是郭沫若所作的詩歌戲曲散文集，出版于1923年，共34首詩，作于1921年10月至1922年12月。當時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學，期間2次回國，希望看到祖國的新生，但當時“五四”運動的洪波已經消退，大革命的時代尚未到來，革命暫時進入低潮時期，國內仍然一片黑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依舊被帝國主義列強和各派軍閥勢力窒息著。因為這樣的現實局面，郭沫若也正陷入孤寂彷徨的苦悶之中，他對現實有著憎惡、不滿，向往光明的未來。所以郭沫若作品《星空》，流露出了詩人那濃稠的失望和悲愁情緒，同時表達出了要求奮飛、新生和自由的愿望。

《棠棣之花》既是郭沫若五幕歷史話劇之一，又是他的六部大型歷史悲劇之一。《棠棣之花》是郭沫若1941年所寫的歷史劇，光看名字會讓人誤以為跟花有關，其實不然，它主要講的是戰國時義士聶政刺韓相俠累的故事。聶政是重義氣的俠客，但他刺俠累的行為超出了“士為知己者死”而升華為雪家國“公仇”而舍身報國的崇高行為。故事歌頌了舍生取義的英勇精神，特別是姐姐聶嫈以死來為弟弟聶政“彰顯大義”的壯舉，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抗日戰爭初期有相當的時代進步意義。

《甲骨文字研究》是郭沫若在1929年完成的第一本研究甲骨文論文集，于1931年出版，也是中國甲骨文研究史上的一篇佳作，打開了甲骨學殿堂的大門。當時由于被國民黨政府通緝，流亡日本，所以這本作品是在日本所作。此書收甲骨刻辭考釋文章17篇，基本內容是對商代甲骨文作文字的考釋，通過甲骨刻辭的考釋，揭示商代社會在農業、經濟、階級關系、宗教、藝術、天文歷法等方面的重要史實，主要以甲骨刻辭考證商史，對文字的考釋有許多精辟或新穎之說。

《鳳凰涅槃》為郭沫若創作的一首長篇抒情敘事詩，不僅是郭沫若最有名的詩，同時在現代詩歌史上具有重要歷史地位。《鳳凰涅槃》發表于1920年，后收入詩集《女神》中。這首詩歌以鳳凰的傳說為素材，通過鳳凰集體自焚，從烈焰中新生的神話傳說，鞭撻丑惡的現實，呼喚美好的未來；以哀鳴著垂死的鳳凰代表了當時無力的中國，若是想要強大，想要重生，就必須浴火重生，徹底擯棄之前的那些老舊的思想與陋習。全詩基調雄渾悲壯，洋溢著對革命的熾烈追求，對中華民族新生、解放的熱切企盼，具有鮮明的浪漫主義特色，是現代文學史上最優秀的詩作之一。

郭沫若寫過什么作品？郭沫若的作品有很多，《反正前后》就是郭沫若的回憶錄代表作。《反正前后》與其說是回憶錄，倒不如說是一本具有當時政治性的時代讀物。這部自傳作品，是郭沫若于1929年完成的，并且他還在書中提出了許多關于當時歷史上的各種重大革命活動的見解，具有獨特的價值。

《出土文物二三事》是郭沫若于1973年出版的作品，也是郭沫若論著代表作之一。這本書籍中，對日本銀幣“和同開寶”做了年代確定，對侯馬東周盟誓遺址新發現的《盟書》石簡做了釋文，在《扶桑木與廣寒宮》中，將古書中關于十個太陽的記載綜合起來，對河南濟源縣出土的一株陶樹進行了分析。

郭沫若所著話劇《高漸離》，是他1942年的作品，原名《筑》，初版于1946年，經作者修訂后，收入《沫若文集》，并改名為《高漸離》。《高漸離》是在“重新認識與研究民族歷史與文化”的文化思潮里應運而生的，他抱著強烈的現實功利目的所謂“先欲制今而后借鑒于古”，宣揚一個真正的“人”在戰亂的年代里的追求與生命價值觀，在當時反響很大。